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1933－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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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一）引言

1933至1945年間，對德國福音教會來說，是一個充滿試煉與挑戰的時期。納粹主義的極權統治政策，入侵德國每一角落。正當德國教會陷入希特拉的操控危機時，一群追求教會與信仰自由的基督徒，從極端的國家與民族主義中掙扎出來，形成「認信教會」。本文嘗試敘述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之誕生過程、所面對的內憂外患，以及面對各種當代挑戰時的回應。

（二）背景

1.獨裁統治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政治及經濟大受重挫，國民對當權的「威瑪共和」（ Weimar Republic ）失去信心。與此同時，納粹黨領袖希特拉標榜民族及國家主義，撩起德國人民的國族情緒，贏得大部分愛國德人支持。1933年1月，政治強人希特拉正式上台，象徵德國進入納粹極權統治的時代。為了鞏固納粹政權的勢力，確保德國人民完全效忠政府，希特拉企圖操控國內的大小團體機構，使之逐一受制於政權之下。[1]

2.「德國基督教」的成立─教會淪為政治工具

三十年代初，德國境內許多基督徒受強烈的民族意識薰陶，對希特拉的當權充滿期望。希特拉早年更揚言要團結德國的基督教會，並建立「正面的基督教」（ positive Christianity ），博得不少基督徒支持。因此，當時「德國福音教會」（ 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 ）內洋溢一片擁護納粹政權的呼聲。[2]早於1932年，一群親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基督徒已成立「福音基督教」（ Evangelical Nazis ）黨派；[3]後來在希特拉推波助瀾下，正式改名「德國基督教」（ German Christians ），在全國教會議會中，迅速取得三分之一議席，[4]成為日後希特拉統一及操控全國基督教團體的政治工具。

3.國家主教改選風暴

1933年4月，在希特拉的支持下，「德國基督教」主張德國教會通過訂立新憲法，同意成立「國家教會」，並選出新國家主教，統一全國28個地區教會（ Landeskirchen ）。[5]1933年5月的地區教會會議中，德高望重的 Friedrich von Bodelschwingh 以91票對8票，擊敗「德國基督教」的候選人 Ludwig Müller ，順利成為新任國家主教。選舉會議後，大批牧師被革職、拘捕， von Bodelschwingh 也被逼請辭。同年7月，德國教會議會大選前夕，希特拉在廣播中公開支持「德國基督教」；而整個選舉過程，更在納粹士兵的嚴密監察下進行。結果，「德國基督教」以三分之二票數勝出，取得大多數議席，國家教會大權旁落。[6]這正標誌著德國教會逐步落入納粹政府手中。[7]

（三）「認信教會」的誕生

「德國基督教」成為希特拉國家社會主義下的傀儡，大力鼓吹建立「亞利安基督教」。他們主張德意志是上帝新揀選的民族；而希特拉則是德國的彌賽亞，也是上帝拯救德國的啟示。 [8]當時，好些基督徒對「德國基督教」的信仰教義及宗教政策深感不滿，遂集結成一股宗教性的抗議力量，形成日後所謂的「認信教會」群體。

1.「牧師緊急聯盟」（ Pastors’ Emergency League ）

1933年9月的「褐色會議」（ Brown Synod ）[9]正式確立Müller成為國家主教；同時，國家教會通過「亞利安條款」（ Aryan Paragraph ），排斥任何擁有「非亞利安」血統的牧職人員。

「亞利安條款」正式頒布後， Dahlem 的 Martin Niemöller 等隨即組織「牧師緊急聯盟」，呼籲全國牧師聯合反對「亞利安條款」執行，同時宣認只忠於聖經及「宗教改革」傳統的認信；[10]約有一千多位不滿「德國基督教」的牧師立即響應加入。到了1933年底，「牧師緊急聯盟」的成員更超過六千人。[11]他們一方面反對「亞利安條款」，同時致力在經濟上救助受「亞利安條款」影響的猶太血統牧師。「牧師緊急聯盟」可說是認信教會的先聲。1934年，「牧師緊急聯盟」更成為認信教會的核心分子。

2.部分教會如夢初醒

1933年11月的「運動場集會」（ Sportspalast rally ）上，約二萬名「德國基督教」的支持者，鼓吹「基督教與國家社會主義結合」，主張揚棄《舊約聖經》、否定保羅神學，並高舉「亞利安條款」等。[12]

「運動場集會」發生後，數以百計基督徒如夢初醒，陸續離開「德國基督教」。[13]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更力斥「德國基督教」是異端。[14]後來，希特拉委任納粹官員 August Jäger 執掌全國教會事務，促使更多教會領袖意識到，納粹政府對基督教會的狼子野心。三間路德宗的地區教會（包括 Hannover 、 Württemberg 及 Bavaria ），遂表示脫離國家教會的管治。[15]同時，德國境內不少牧師及信徒，紛紛對政府干預教會的措施感到不滿。這群與國家教會對立的分離分子遂集結在一起，共同承認及堅守唯一的神學及信仰教義，並與「德國基督教」劃清界線，形成所謂的「認信教會」。

3.〈巴門宣言〉（ Barmen Declaration ）

1934年5月中旬，卡爾．巴特與另外兩位神學家，在法蘭克福草擬一份神學共同認信宣言。於同月31日的「巴門會議」（ Barmen Synod ）上，這份宣言由139位來自18間認信教會的代表[16]通過採納，成為認信教會的重要神學依據，稱之為〈巴門宣言〉。[17]

〈巴門宣言〉強調教會只能效忠基督，其中內容包括以下六項：[18]

1934年6月，牧師 Karl Immer 把〈巴門宣言〉（附載他的「巴門會議」記錄）印製成小冊子，銷量達二萬五千本。〈巴門宣言〉隨即傳遍整個德國，[19]成為認信教會與「德國基督教」抗爭的重要教義依據。

隨著〈巴門宣言〉的廣泛傳播，加入認信教會的牧師及信徒數目急速增加；即使在一些受「德國基督教」高度管制的國家教會中，也能發現有少數的「認信基督徒」存在。1934年1月，超過七千名牧師加入「牧師緊急聯盟」（約佔全國牧師人數37%）。[20]但總體來說，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仍屬於少數群體。

隨著1934年10月「德國基督教」大勢已去， [21]認信教會與「德國基督教」的對立局面逐漸緩和。然而，自1935年開始，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仍飽經內憂外患。除了要面對納粹政府的苦苦相逼，認信教會還要承受內部分裂而帶來的沉重壓力。

（四）「認信教會」的內憂─內部分裂

嚴格來說，認信教會的產生，是基於宗教信仰理由。〈巴門宣言〉見證了他們在對抗「德國基督教」的信仰立場上團結一致。然而，當他們逐漸意識到真正的敵人，已從宗教層面轉移到政治層面的時候，政治立場上的分歧，驅使認信教會內部走向分裂。

1.「溫和派」與「激進派」

以三間路德宗教會（常被稱為「不動教會」（ intact church ））為首的「溫和派」，[22]屬於認信教會的絕大多數。他們承認納粹的政權正統合法，主張教會要順服地上的政治權柄；對於納粹政府的極權措施，他們傾向採取妥協、容忍的讓步態度，避免與政府產生衝突。相反，以 Niemöller 為代表的極少數「激進派」，則反對納粹政府的極權統治，主張教會應站出來伸張公義，與不義的政府抗爭到底；同時又要向在壓逼中的受害者施以援手。[23]

兩派在政治立場上的分歧，導致納粹統治下的認信教會，長期保持內部對峙的局面。正如 Niemöller 在1936年所言：「真正的分野，不在我們與『德國基督教』之間，而在我們與那些中立派之間。」 [24]而下列歷史事件，便足以反映兩派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造成的分裂與離心。

2.分裂的先聲

1934年1月25日， Niemöller 與三位「不動教會」的主教 Meiser 、Wurm 及 Marahrens 會晤希特拉，要求他撤銷兩條新頒布的宗教政策。[25]三位主教期望透過與政府官員打交道，以和平談判解決國家與教會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在會議上秘密警察（ Gestapo ）播放了一段 Niemöller 的電話錄音，表明「牧師緊急聯盟」的活動受政府監視，並暗示認信教會的領袖，正被列入政府的黑名單內。三位主教遂遷怒於 Niemöller ，指摘他的反政府言行，連累整個認信教會。[26]

會議後一星期，三位主教企圖修好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旋即與 Müller 會面，並簽署聲明，同意「無條件向國家及統治者效忠，也支持國家主教」。這次事件後，認信教會的內部對立與矛盾更為激烈。一方面，「激進派」的教會，輕蔑「溫和派」主教向強權俯首稱臣；而另一方面，「溫和派」的教會則把責任推在「激進派」身上，指摘他們的行為惹來政府向教會施壓。此事以後，計有一千八百多名「不動教會」的牧師離開「牧師緊急聯盟」，以示抗議。[27]

至於1934年5月的「巴門會議」，縱然兩位「不動教會」的主教 Meiser及 Wurm 也有出席，並投票通過〈巴門宣言〉；可是他們並沒有批准〈巴門宣言〉在其教會中宣講。[28]這大概因為兩位主教擔心觸怒納粹政府，而不敢公開承認〈巴門宣言〉的立場。「溫和派」教會對納粹政府的「敬畏」、讓步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3.分裂導火線

1935年初，認信教會成立「臨時教會政府」 （ Provisional Church Government ） [29]，由 Hannover 的主教 Marahrens 領導。作為「溫和派」的 Marahrens ，極希望「臨時教會政府」能取得納粹政府的認可，成為管理國家教會的合法機關。然而，納粹政府卻委任一名納粹官員 Hans Kerrl 統管全國教會事務，並成立「國家教會委員會」（ Reich Church Committee ）。此事以後， Marahrens 企圖疏通「臨時教會政府」與「國家教會委員會」的關係，引起認信教會內許多「激進派」的不滿。[30]

1936年2月於 Oeynhausen 召開的第四次認信教會會議中，強勢的「激進派」大力譴責「不動教會」向政府讓步、妥協的政策，三間路德宗「不動教會」憤然退出「臨時教會政府」。 [31]此事以後，好些認信基督徒不滿「不動教會」的「親政府」立場，遂開始對「不動教會」離心。認信教會內彌漫著一片散亂、分裂的氣氛。

及至1936年5月，一封由十位「激進派」牧師聯名、批評納粹極權手段的「給希特拉信簡」（ Hitler’s Memo ）被公開後，惹來「秘密警察」對認信教會的大規模逼害。「溫和派」的教會為求自保，立即公開抨擊「激進派」的反政府行為不當，[32]藉以表明自己與此事無關。兩派的分裂局面愈見明顯。

1938年，希特拉入侵捷克，三位「臨時教會政府」的「激進派」領袖，撰寫並發表一份「禱告禮儀文」（ Prayer Liturgy ），一方面為戰爭與和平代禱，同時也為德國人民悔罪。三位「激進派」領袖被納粹政府定為叛國，「不動教會」的三位主教立即與三位「激進派」領袖劃清界線，並公開批評「禱告禮儀文」的內容欠缺愛國情操。[33]

總括而言，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由於內部對納粹政權各抱不同態度，因此他們在回應當代政治與社會問題上，無法團結一致。[34]雖然「不動教會」表示自己站在認信教會的立場；然而，他們對納粹政府的態度，卻備受「激進派」教會的批評。[35]而當「溫和派」教會追求與納粹政權保持和諧、合作的關係時，對於「激進派」的公開抗爭及反政府行為，他們都必然加以指摘及反對。

1935年開始，認信教會與納粹政府的關係日趨緊張。但是，受政府逼害最嚴重的，始終是「激進派」教會的牧師及信徒；而一直主張與政府合作的「溫和派」教會，所受的壓逼則相對很少。

（五）「認信教會」的外患－納粹逼害

不少認信教會的領袖一直認為，他們的反抗出於宗教立場，與政治無關。 [36]無可否認，1934年的〈巴門宣言〉，是一項信仰與神學的宣認。然而，〈巴門宣言〉所強調的是，教會在任何立場上，只能忠於基督，當中並無任何妥協餘地。換言之，當認信教會「向基督說『是』，便是意味著向希特拉說『不』。」[37]故此，對希特拉來說，認信教會（特別是「激進派」）就是一群反抗納粹政權的叛徒，是阻礙極權統治擴張的絆腳石。

因此，當1934年〈巴門宣言〉在全國地方教會廣泛散播，隨即引起納粹政府的關注，「秘密警察」對認信教會的壓逼日漸增多。[38]

1.「秘密警察」（ Gestapo ）的逼害

1934年春，「秘密警察」在 Mecklenburg 拘捕了七名牧師，並把他們收監。這是納粹政府向認信教會發出的威逼警告，同時，也揭開了政府逼害認信教會的序幕。1935年開始，許多認信教會的活動，被逼改為地下進行。當時，認信教會受納粹政府的嚴密監察，教會一切聚會或活動，都必須向「秘密警察」登記；而大部分聚會，也有一位「秘密警察」從旁記錄整個聚會過程。而在一些「德國基督教」勢強的教區內，認信教會牧師舉行聚會，則只能在個別的信徒家中秘密進行。[39]

根據一位當時帶領研經班的老師憶述：「1934年，我是研經班的老師......當時《舊約聖經》被定為『猶太書籍』，但我們仍然如常授課......後來被一位政府官員發現......我收到一封『秘密警察』寄來的警告信，指我被定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物。」[40]由此可見，當時認信教會的聚會內容，也受到「秘密警察」的嚴密監察。

此外，納粹政府對認信教會的青少年工作尤其敏感，故其監控措施也特別嚴謹。認信教會舉辦任何青少年活動，都必須數月前向「秘密警察」申請，並要詳細交待參加者的資料（包括是否「希特拉青少年」（ Hitler Youth ）的成員）；待獲得「秘密警察」的批准後方可進行。一旦被「秘密警察」發現認信教會非法進行青少年活動，所有參加者除了要接受「秘密警察」的盤問外，還有可能被跟蹤或入屋搜查。「秘密警察」的嚴厲監察措施，除了削弱青少年參加教會活動的意願，同時更大大打擊教會青少年工作者的信心，實在令認信教會的青少年工作舉步維艱。[41]而實際上，自1933年開始，許多教會也只能為青少年舉辦研經班，此外其他一切青少年活動都被「秘密警察」禁止。[42]

當時認信教會的牧師，大部分都在「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下生活。 [43]按Heinrich Schmidt （當時在認信教會「臨時教會政府」中充當消息傳遞員）描述：「他們不得離開自己的城市……家中的電話被安裝了監聽器、所有信件都被人拆開。」 [44]可見，認信教會領袖的通訊往來完全斷絕；幸而有些熱心委身的信徒，甘願冒險充當他們中間的消息傳遞員。[45]

當時，許多認信教會領袖的言論自由，亦受到「秘密警察」嚴重壓制。例如1935年3月，認信教會的牧師 Heinrich Vogel 寫了一篇反對極權國家的聲明後，七百位讀過這篇聲明的牧師，以及 Vogel 本人隨即被「秘密警察」拘捕。[46]1936年5月，十位「臨時教會政府」的成員，共同草擬一封「給希特拉的信簡」；內容針對希特拉及其納粹政權，並批評政府逼害猶太人的政策。此信被公開後，惹來納粹政府的強烈反感；有關人等被「秘密警察」追捕，在未經法院審訊及定罪的情況下，隨即押送入集中營。[47]

2.「希門拉法令」（ Himmler Decree ）的執行

1937年8月，政府正式頒布「希門拉法令」，規定所有認信教會的神學院均屬非法組織，勒令立即關閉；其神學考試亦屬違法，不受法律認可。[48]此法令一執行，大批年青牧師及神學生受到影響。他們的神學資格，一概不受法律及國家教會的認可，因而淪為「非法」牧師。他們在不同地點秘密進行「非法聚會」，沒有經濟及法律保障之餘，還常被「秘密警察」監視、盤問。[49]

多間認信教會的神學院，在「希門拉法令」執行期間，仍然繼續秘密運作。例如柏林的認信教會神學院（ Kirchliche Hochschule ），便一直授課及舉辦神學考試，直至1941年5月被「秘密警察」查封為止；當中23名參與「非法」考試的教師及神學生被捕入獄。 [50]

1936年底，認信教會的「代禱名單」中，受「秘密警察」逼害人名，除了牧師，還有平信徒。據1938年官方統計，受「秘密警察」逼害的認信基督徒已達四千多人。 [51]由此可見，在整個納粹統治期間，受政府逼迫的認信教會人數，實在難以想像。

（六）面對時代的挑戰－「認信教會」的回應

1934年發表的〈巴門宣言〉，成為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的重要信條。然而，它主要關注的，始終是神學教義上的澄清與確立；至於當時黑暗極權政治，對社會與人民造成的種種傷害，則未有提及。此外，由於認信教會內大多數領袖都是「溫和派」；他們對政府態度傾向妥協。加上受到「秘密警察」的沉重壓逼，使許多認信教會領袖寧願保持沉默；而當中只有少數牧師及信徒，敢於向當權者公開對抗。

因此，在納粹政府施行「安樂死」措施，以及向猶太人進行大逼害期間，認信教會仍然保持一片沉默、被動；直至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束，認信教會才能痛定思痛，猛然醒悟過來。

1.「安樂死」大屠殺

i.哀鐘的響起……

希特拉鼓吹種族單純，大力提倡「優生學」的科學理論，以培養優良純正的亞利安血統。1933年7月，政府通過法例，強逼「次等」國民[52]絕育。據統計，期間約有廿至卅五萬人，因而被逼絕育。[53]

1939年初，希特拉秘密授權成立專責部門，籌備大規模的「安樂死」行動，企圖去除國內一切不優良的人種。是年春天，20位政府官員及醫護人員，選了六間機構作為施行安樂死的基地，並陸續裝置毒氣室及焚化爐等設施。當運送病人往安樂死中心的巴士也準備就緒，大規模的屠殺即告展開。1939年8月，「嬰孩安樂死」的計劃展開，約有五千名嬰孩因而死亡。[54]

1939年9月，安樂死的噩夢迅速蔓延至全國病院、療養院及殘障中心。二次大戰爆發，希特拉下令全國院舍必須填寫「表格」，申報每個院友的病歷，以協助政府有效調配醫療資源。[55]結果，數以萬計的病人被送往安樂死中心，接受毒氣屠殺。根據一位曾在安樂死中心工作的人憶述，毒氣室內平均每20分鐘殺死一批病人。 [56]

ii.認信教會的反應

由於絕大多數安樂死受害者，都是來自教會轄下的院舍；安樂死計劃迅即引起教會關注。[57]1940年，兩位具影響力的教會機構領袖 Fritz von Bodelschwingh 及 Paul Braune ，先後去信政府、游說官員，指出安樂死計劃不合道德、且沒有法律依據，應立即終止。可惜 von Bodelschwingh 對政府的態度溫和，甚至傾向妥協。在 von Bodelschwingh 的影響下，認信教會為免影響他的斡旋工作，也不敢向政府提出公開抗議。[58]

1940年7月， Braune 因去信譴責政府的安樂死計劃，而被捕入獄。 [59]此後，仍有好些教會領袖（例如 Württemberg 的主教 Wurm ）去信政府，表達他們對安樂死計劃的懷疑和不滿；但他們得到的，都一概是官方式的答覆。[60]

認信教會對安樂死的猶疑、被動態度，不但未能及時阻止安樂死的蔓延，且令政府在施行安樂死時提高警覺。直至1940年10月，認信教會在 Leipzig 會議上，才正視安樂死事件的嚴重性，可惜一切來得太遲。截至1940年底，全國已有三萬五千多名病人，被逼接受了安樂死。 Menninghüffen 的牧師 Ernest Wilm 立即公開痛斥教會在安樂死事件上的沉默：「你們知道，卻閉口不言」。[61]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在認信教會中仍有個別「激進派」的牧師（包括 Wilm ），敢於公開抗議政府以安樂死為屠殺病人的借口；他們結果被「秘密警察」拘捕，送往集中營去。[62]

直至1941年8月，一位耿直的天主教主教 Clemens Graf von Galem ，在教堂公開宣講政府的安樂死計劃，並按「刑事法第211條」控告納粹政府屠殺病人。[63]他的講章被廣泛印發，引起全國內外關注，逼使希特拉「書面上」立法停止安樂死計劃。但事實上，安樂死依然存在。納粹政府只不過改變了施行安樂死的形式，延長病人的死亡時間而已。據統計，當時每天仍有一萬多人被逼接受安樂死；而1942年，安樂死的病人還有三萬多名。故此，安樂死的大屠殺行動，實際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真正告一段落。[64]

對於「安樂死」這個道德問題，許多認信教會領袖的態度保持被動。他們認為「為免更多病人受害，最好的方法是不要惹怒政府」。[65]1943年10月的第十二次會議上，認信教會終於正式公開譴責政府的安樂死措施，是草菅人命的行為；並且為過去教會的沉默而公開悔罪。[66]然而，數以十萬計的無辜生命經已斷送，試問又怎能挽回呢？

2.猶太人大逼害

i.「反閃族」（ anti－Semitics ）情緒高漲

二十年代開始，德國境內的猶太人，掌握了德國的商業經濟命脈。面對當時政治衰弱、社會經濟不穩，德國人民紛紛遷怒於猶太人，指摘他們操控了德國的社會經濟；社會上蘊釀著一股「反閃族」的民族情緒。受「基督教與猶太教對立」的宗教思想影響，不少認信教會牧師及信徒，在宗教上也認同「反閃族主義」。因此，在希特拉積極推行各項「反猶太人」的高壓政策時，大部分認信教會的立場一直曖昧──既沒有公開抗議，也沒有向受害者施以援手。

ii.認信教會的反應

納粹統治期間，立法通過的種族條例共有二千多條，其中不少是針對教會內的猶太基督徒的。例如在1933年「亞利安條款」實施後，所有帶猶太血統的人，都被定為「非亞利安」人，被政府褫奪公民權；許多帶猶太血統的牧師被教會革職，受影響的猶太基督徒更高達五十萬人。 [67]後來，納粹政府又立例禁止教會為猶太人施洗，1941年更禁止基督徒與猶太人接觸。

1935至1936年間，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逼害愈見增加；然而，絕大多數的認信教會，對政府的反猶太人政策，態度一直保持中立、沉默。例如1935年， Bavarian 的主教 Meiser 便警告，「不要把猶太人的問題，列入認信教會的會議議程中」。[68]當時教會領袖的沉默，引起不少信徒不滿。例如1935年，柏林教區的職員 Marga Meusel 寫信控訴認信教會對猶太人的問題坐視不理；可惜，當時教會內的「中立」聲音太多， Meusel 的言論，得不到教會領袖支持。[69]

面對政治與信仰立場的種種衝突，例如在教會應否接納猶太基督徒的問題上，認信教會大部分領袖都沒有表明立場，反把責任推在地區教會身上，由他們自行決定接受猶太基督徒與否。因此，當時好些抗議宣言，都是來自個別地區教會的。例如1942年9月， Brandenburg 地區教會聲明：「驅逐非亞利安裔基督徒離開教會，就是違背聖經教義及教會的認信宣言。」 [70]

1938年11月9日晚，「反閃族」情緒高漲的德國群眾，在納粹政府的煽動下，肆意打破猶太人的住家、商店、會堂的門窗，並以殘暴對待猶太人；然而，警察則只站在一旁觀看。其後，二萬名猶太人（當中包括四位牧師）被拘捕、送往集中營。這次暴動事件，充分揭示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大規模逼害。然而，許多認信教會領袖，對於這次事件仍抱中立態度；例如「不動教會」的 Wurm 曾去信政府提出抗議，但信中卻表明：「對於政府視猶太教為威脅而加以打擊，本人沒有意見。」 [71]至於少數敢於指摘政府暴行的牧師，則遭受嚴重逼害。例如 Württemberg 的牧師 Julius von Jan 在講道中指摘納粹黨員的暴行，結果事後被一群暴徒襲擊，後來還被捕下獄。[72]

iii.個別的「地下」英雄

當大部分教會領袖保持沉默之際，幸而還有個別教區的牧師和基督徒（主要在柏林）敢於伸張正義，站出來向納粹政府反抗，私底下向猶太人施以援手。

1938年9月，在柏林成立的「格魯伯辦公室」（ Grüber Office ）便是其中一個營救受壓逼猶太人的「非法」組織。[73]他們主要工作是協助猶太人離開德國；[74]後來政府限制猶太人出境，[75]「格魯伯辦公室」便開始為猶太人偽造護照、糧食劵等，又替他們安排匿藏地方，為猶太兒童設立「家庭學校」。1940年12月，「格魯伯辦公室」被「秘密警察」查封，格魯伯牧師及其他同工被送往集中營。[76]

當時還有其他的地下組織，如「 Kaufmann Group 」[77]及 Württemberg 的「協會」（ “Society” ）[78]，秘密為猶太人偽造身份文件、護照及糧食劵等，並收集「多產婦女勳章」[79]，派發予有需要的猶太人。此外，還有好些熱心的認信基督徒，為猶太人舉辦「入集中營前的預備班」。他們以「查經小組」為名，在猶太人家中聚會，一方面訓練他們在集中營裡佈道、主領聖餐；同時又一起禱告、讀經，藉此分擔他們所受的痛苦，讓他們得著一點安慰。[80]納粹政府逼害猶太人期間，這類救援猶太人的地下組織此起彼落；可惜到最後，這些組織都難逃被「秘密警察」查封的厄運，許多組織成員更被送往集中營去。[81]

在納粹德國下，死於集中營的猶太人數以百萬計。此外，在惶恐戰慄、孤立無援的困境下，自行了結生命的猶太人，數目更是多不勝數。 [82]面對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重重逼害，正如 Kaufmann 所說：「難道我們可以繼續視若無睹地生活下去嗎？」[83]1943年10月，認信教會的領袖終於在會議上，對納粹政府屠殺猶太人的暴行作出公開指摘。[84]

3.第二次世界大戰

i.〈效忠宣言〉的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量認信教會牧師及信徒被徵入伍。許多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非法牧師」被送到前線抗敵；例如1941年夏天，300個 Rhineland 教區的「非法牧師」中，已有270個被押到前線去。[85]然而，也有好些牧師及信徒，是自願入伍的。他們一方面本著愛國情懷，盡上國家義務；同時亦希望藉著參軍，能重建自己在社會上的身份和地位。[86]

當時，許多參戰的牧師及信徒，都面對著愛國與信仰的矛盾。身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有責任效忠及保護國家；但作為一個基督徒，他們又不能順從地上不道德的權柄。而〈效忠宣言〉：「我謹向德國國家及德意志民族領袖（ Führer ）─希特拉盡忠及順服」，便更把問題的張力擴大。因為當一個認信基督徒宣告效忠希特拉，便是違背〈巴門宣言〉只效忠基督的承諾。儘管「激進派」反對，大部分「溫和派」的認信教會仍堅持〈效忠宣言〉只是一個表示愛國的宣言而已，與信仰毫無衝突。面對〈效忠宣言〉與〈巴門宣言〉的兩難抉擇，不少參戰的基督徒所持的立場是：「我們是為國家而戰，不是為希特拉而戰」。[87]

ii.戰爭：公義與不義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人民族意識高漲。當時不少認信教會領袖，都提倡「為國家及領袖禱告」。[88]例如三位「不動教會」的領袖，曾發電報給希特拉表示：「我們願意為國家領袖、軍隊及所有效忠德國的人民，獻上最大的禱告力量」；1940年春，「臨時教會政府」也發表「公開禱文」（ Public Prayer ），指引信徒「為國家元首、政府及士兵禱告」。 [89]此外，不少認信基督徒（包括一些反納粹的「激進派」信徒），本著愛國精神，也支持德國出戰。例如，當時被關在集中營的「激進派」領袖 Niemöller ，表示自己已作好準備，為德國海軍效力。[90]

雖然當時認信教會內，也有不少信徒反對希特拉的侵略行為；但他們都不敢公開承認德國發動的戰爭，是一場不義之戰。而認信教會的領袖，對於德國發動戰爭的公義與不義，也一直沒有表明立場。例如他們主張為國家及領袖禱告，但禱文中卻從不祈求德國勝利，也沒有表明德國出師有名。在民族情感與信仰道德的張力下，德國的開戰到底是「公義」還是「不義」，這個掙扎一直縈繞著每個德國認信基督徒的心。1939年秋，「激進派」的 Peter Brunner 及 P. Walter Spitta 分別發表文章，指出：「我們都不能絕對肯定，這是一場不義之戰；因此，基督徒理應服從政府的主權。」[91]

直至二次大戰後期，希特拉的侵略野心已原形畢露，加上德軍的敗勢漸現；認信教會內的反戰聲音相繼增加。1943年， Württemberg 的主教 Wurm 去信政府，譴責希特拉發動侵略戰爭，陷德國人民於不義與痛苦之中。[92]但與此同時，仍有一些「愛國」的教會領袖，繼續支持德國開戰。例如1944年，以 Hannover 主教 Marahrens 為首的教會領袖們，竟發電報給希特拉，表示支持德國侵略俄國。[93]由此可見，認信教會領袖對德國開戰的立場，仍然各有分歧。

但無論如何，隨著二次大戰漸入尾聲，德國敗局已定。德國認信教會最終痛定思痛，於1943年10月舉行的第十二次會議上，公開抗議希特拉發動不義之戰；同時又承認過去「認信教會」在一切「不義之事」上的沉默，並且為此悔罪。[94]這次會議，可算為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來個總結。

（七）總結及反省

回顧1933至1945年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起初，一群為宗教自由、信仰真理而抗爭的基督徒，共同宣讀〈巴門宣言〉，承認耶穌基督乃教會獨一之主；並承諾在一切立場上，教會只能忠於基督，沒有任何妥協餘地。然而，當面對納粹政府的重重壓逼，許多認信教會領袖為了顧全教會與國家的關係，竟選擇向政府讓步、在政治上妥協；對於政府的「多行不義」、社會上的不道德現象，教會更是沉默不言。幸而，當時還有好些敢於伸張正義的認信基督徒，勇於跟政府對抗、救助受逼害的人；他們的正義行為，為認信教會的歷史添上一點光彩。

畢竟，宗教與政治、教會與國家，都是不能二分的。只要教會仍然置身於歷史中，它便有必要從時代的衝擊中，不斷確立自身的定位與角色。作為「時代的先知」，教會站在上帝與國家之間，是世上的光；對於國家政府的不義行為，教會怎能視若無睹？另一方面，教會作為「基督的代表」，是世上的鹽；面對社會上受害者的哀號，教會又豈可獨善其身呢？

然而，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應如何平衡？教會要順服「地上的權柄」到哪一個程度？教會抗議政府的行動之合理性又應如何界定？這些都是歷久彌新的問題；也是當我們評價納粹德國下的「認信教會」之功過時，必先深思熟慮的問題。最後，筆者援引神學家潘霍華的一番話，也許藉此能給予我們對這個問題多一點啟發：

1. Victoria J.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92), 30.〔返回〕
2. Douglas S. Bax, “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Journal of Theology for Southern Africa 47:1 (June 1984), 13.〔返回〕
3.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32.〔返回〕
4. 格 Klaus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London: SCM Press/ Philadelph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89), 98.〔返回〕
5. 參James H. Nichols,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1650－1950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6), 386；Bax, “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15；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00。〔返回〕
6.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33－34.〔返回〕
7. Kenneth C. Barnes, “Protestant Social Thought and the Nazi State, 1933－1937,”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29 (1987):47.〔返回〕
8. Bax, “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14.〔返回〕
9. 因大部分出席會議的人，皆穿著褐色納粹制服而得名。參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34。〔返回〕
10.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01.〔返回〕
11. 參Bax, “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18－19；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35。〔返回〕
12. Bax, “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15－16.〔返回〕
13.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48.〔返回〕
14. Bax, “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18.〔返回〕
15. 她們被稱為「不動教會」(intact church)。另參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48。〔返回〕
16. 包括路德宗、改革宗及聯合派等的「德國福音教會」。參Peter Matheso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Edinburgh: T&T Clark, 1981), 46。〔返回〕
17. Bax, “The Barmen Theological Declaration: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19－20.〔返回〕
18. 參Matheson,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45－47；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54；及Robert M. Brown, “1984: Orwell and Barmen,” Christian Century 101(August 1984): 770－71。〔返回〕
19.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56.〔返回〕
20. Klaus Scholder, “The Churches and the Third Reich,” The Year of Disillusionment: 1934 Barmen and Rome, Vol.2 (London: SCM Press), 22.〔返回〕
21. 隨著納粹政權日趨穩固，「德國基督教」已失去利用價值，希特拉遂表明不再插手德國教會事務；而Jäger因拘捕兩名路德宗主教的事件驚動外國干預，也要引咎辭職。「德國基督教」失去納粹政府的重大靠山，Müller的國家主教地位遂變得有名無實。參上文，頁64－65。〔返回〕
22. 三間路德宗的「不動教會」，就是指先前脫離國家教會管制的Hannover、Württemberg及Bavaria教會。〔返回〕
23. 參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06；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49－50, 70；Glenn T. Miller, The Modern Church: From 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 to the Eve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7), 267－68；及Donald D. 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 23 (1981):16－17.〔返回〕
24. 轉引自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63。〔返回〕
25. 1933年12月，政府下令教會停止一切青少年聚會，並轉送他們參加納粹青少年組織；1934年1月，Jäger頒布「關於恢復德國福音教會的秩序條文」，藉此加強政府對教會的控制。詳參上書，頁50。〔返回〕
26. “Hitler Receives the Protestant Church Leaders, 25 January 1934,”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ed. Peter Matheson.(Edinburgh: T.&T. Clark, 1981), 42－44.〔返回〕
27.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51－52.〔返回〕
28. 同上書，頁57。〔返回〕
29. 或稱 “the Reich Council of Brethren”，見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06。〔返回〕
30. 同上書，頁104－106。〔返回〕
31. 從此，「臨時教會政府」便完全落入「激進派」認信教會手中。參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69。〔返回〕
32. 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7.〔返回〕
33. 同上文，頁19；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76－79；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89－90。〔返回〕
34. 直至1941年二次大戰期間，「不動教會」的主教Wurm才呼籲認信教會必須團結一致。結果「溫和派」及「激進派」的代表─路德宗及弟兄會(Councils of Brethren)，在1943年的會議上，共同制訂十三條「教會任務與服侍聲明」（Task and Service of the Church），始標誌認信教會團結抗敵。參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20－21。〔返回〕
35.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69.〔返回〕
36. 即使「激進派」的領袖Niemöller，也曾表明「牧師緊急聯盟」僅在宗教立場上進行反抗，當中並無涉及任何政治動機。參上文，頁57。〔返回〕
37. Brown: “1984: Orwell and Barmen,” 771.〔返回〕
38.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56－57.〔返回〕
39. 同上書，頁63－64，77－78。〔返回〕
40. 摘自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Reflecting on Germany’s Confessing Church,” 514。〔返回〕
41.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78－80.〔返回〕
42.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Reflecting on Germany’s Confessing Church,” 516.〔返回〕
43. “The Gestapo and the Churches, 12 November 1934 & 6 May 1935,.” 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51－52.〔返回〕
44. 轉引自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63－64。〔返回〕
45. 同上書，頁85。〔返回〕
46. 同上文，頁80。〔返回〕
47. “Protest of the Provisional Leadership to Hitler, 28 May 1936,” 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58－62;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Reflecting on Germany’s Confessing Church,” 515－16;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83－85. 〔返回〕
48.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87.〔返回〕
49. 1935年10月，一名年輕的認信教會牧師被納粹黨員毆打，警察卻沒有拘捕那班暴徒。同上書，頁82－83。〔返回〕
50. 同上書，頁93。〔返回〕
51. 同上書，頁99。〔返回〕
52. 「次等」國民，指一切先天缺陷的人，包括癲癇、聾啞、弱能等。同上書，頁105。〔返回〕
53. 同上書，頁104－105。 〔返回〕
54. 同上書，頁106。〔返回〕
55. 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85－86.〔返回〕
56.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06－107.〔返回〕
57.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18.〔返回〕
58.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10－14。〔返回〕
59. 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84－88.〔返回〕
60. 官員為要隱瞞希特拉乃安樂死計劃之幕後主腦，都一致以「軍事機密」為理由，委婉回覆。見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14。〔返回〕
61. 轉引自上書，頁119。〔返回〕
62. 同上書，頁114－16，179。〔返回〕
63.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19.〔返回〕
64.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17－21.〔返回〕
65. 同上書，頁119。〔返回〕
66. Matheson, ed., “The Final Solution, 17 October 1943,”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98－99及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9－31。〔返回〕
67. 1935年通過的Nuremberg Law，更把「非亞利安」人劃分為「純猶太人」、「半猶太人」及「四分之一猶太人」，受牽連的人數隨即迅速上升。據統計，1933年的「純猶太人」約五十多萬、「半猶太人」有廿萬、「四分之一猶太人」有十萬。參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27－28。〔返回〕
68. 轉引自上書，頁129。〔返回〕
69. 同上書，頁130。〔返回〕
70. “The Jewish Christian,” 見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82－83.〔返回〕
71. 轉引自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42。〔返回〕
72. 同上書。〔返回〕
73. 「格魯伯辦公室」在柏林約有35名同工，另有26名支援員分佈全國。參上文，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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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截至1939年8月，「格魯伯辦公室」合共協助了一千多位猶太人離開德國。同上書。〔返回〕
75. 參Werner Weinberg, “Why I Did Not Leave Nazi Germany in Time,” Christian Century 99 (April 1982): 480－81。〔返回〕
76.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44－146.〔返回〕
77. 得到卡爾．巴特在國外的經濟支持，Franz Kaufmann 遂與Helene Jacobs及Gertrud Staewen等，共同組織救援猶太人的地下網絡。參上書，頁150。〔返回〕
78. 這是由一班Württemberg的牧師自行組織的支援猶太人團體。參上書，頁149－50。〔返回〕
79. 「多產婦女勳章」是納粹政府頒發給多產的亞利安婦女，以表揚她們為國家生育優秀的亞利安後代；因此，這是榮譽的象徵。參上書，頁76。 〔返回〕
80. 同上書，頁146－48。〔返回〕
81.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19.〔返回〕
82. 據Jochen Klepper憶述，單在1942年的柏林，平均每天有20至30名猶太人，因孤立無援而自殺。轉引自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42.〔返回〕
83. 轉引自上書，頁154。〔返回〕
84. Matheson, ed., “The Final Solution, 17 October 1943,”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98－99；及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9－31。〔返回〕
85.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95.〔返回〕
86. 這是因為認信教會一直被政府定為「非法」組織；信徒被褫奪公權之外，還受盡社會歧視、欺壓。參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2。〔返回〕
87.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56－57.〔返回〕
88. 參“The Outbreak of War, 2 September 1939,” 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83－84。〔返回〕
89. 轉引自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0、24。〔返回〕
90. 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17.〔返回〕
91. 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1－22.〔返回〕
92. 參“War Atrocities, 28 January 1943,” 見Matheson, e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97－98。〔返回〕
93. Barnett, For the Soul of the People: Protestant Protest Against Hitler, 172－73;Scholder, A Requiem for Hitler and Oth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erman Church Struggle, 117.〔返回〕
94. Wall, “The Confessing Church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29－31; Matheson, ed. “The Final Solution, 17 October 1943,”The Third Reich and the Christian Churches, 98－99.〔返回〕
95. 朋霍費爾〔D. Bonhoeffer〕：《第一亞當與第二亞當》，王彤、朱雁冰譯（香港：道風，2001），頁49、107。〔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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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R鳴謝文章原作者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學生會允許在網上發表本文。原文刊於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生論文集》（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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