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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世紀前半期的 Justin Martyr （殉道士游斯丁） 第二世紀後半期的 Clement of Alexandria （亞歷山太的革利免） 「道」(logos)的概念 基督與文化中信心與理性的結合理論 上帝之城 (Civitas Dei )與俗世之城 (Civitas Mundi) ：原則上，前者是屬神的，為要顯出祂的旨意和榮耀，後者的目的則完全不同。Augustine（奧古斯丁），De Civitas Dei 如此，這兩個城一直是由兩種愛所形成的──對自我的愛，甚至還有對神的蔑視，形成了俗世；對神的愛，甚至還有對自我的輕視，形成了那天上的城。簡言之，前者高舉自己的榮耀，後者高舉主的榮耀。其中一城追求人的榮耀，另一城的最大榮耀卻是神，這是良心可以作見證的。前者看到自己的榮耀就會抬起頭來，後者卻會向上帝說：「你是我的榮耀，又是叫我抬起頭來的。」（詩篇3）在世俗之城，它所制服的統治者和國家皆被統治慾所管治，在上帝之城，統治者及其子民以愛互相服侍，子民會服從，管治者會照顧所有人的需要。前者會因自己的力量沾沾自喜，這正是其統治者的位格所代表的，後者則會向神說：「耶和華我的力量阿，我愛你。」（詩篇18:1）因此，在世俗之城的智慧人會按人的標準生活，他們一直在追求自己身體或心靈（或兩者）的好處，他們即使認識神，「卻不當作神榮耀祂，也不感謝祂，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即以自己的智慧為榮，滿心驕傲〕，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因為或是領導別人敬拜偶像，或是跟隨別人敬拜偶像，「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羅馬書1:21-25）然而，在上帝之城，那裡沒有人間的智慧，只有敬虔；這敬虔，就是以真神所當得的奉獻去敬拜祂，並在聖徒、聖天使、和聖人的社會裡尋求獎賞，好讓「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哥林多前書15:28）。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卷十四，頁28 不獨是哲學，在各學科要有一個算得上為完整和充足的學術研究和科學，我們免不了是在為其中一個城服務。 Abraham Kuyper (Stone Lectures, Encyclopedia of Sacred Theology) Augustine（和 Kuyper）說得對：當代西方學術世界是一個三方面的爭議。 甲．歷久常新的自然主義 這可追溯至遠古時代（希臘的 Epicurus、Democritus、Lucretius），在我們當代或晚近的，有 Bertrand Russell、John Dewey、Willard van Orman Quine、Wilfrid Sellars、Dan Dennett、Richard Dawkins、和逝世不久的 Carl Sagan，及很多在科學尋求救贖的人、為數多得驚人的自由神學家、和很多在學界內外的人士。這觀點認為，並沒有神存在，人類可恰當地被視為自然的一部份，研究人類最獨特的東西──如懂得愛、行動、思想、思不同的東西、持守信念、運用語言、我們的幽默感和模仿裝扮、我們的藝術、哲學、文學、歷史、我們的道德、我們的宗教、我們會做一些平時不常做的事、我們會奉獻一生於這些事、等等──的基本進路是我們與（非人的）自然的相處之道。視我們為自然的一部份，以我們在這自然世界裡的角色來理解我們，是最恰當不過的。 在我們這時代，自然主義以廣義的進化論形式出現──人們以隨機基因突變、其他可變因素的根源、及它們在自然選擇中持續生存來理解上述現象。社會生物學 (sociobiology) 對愛的解釋：基本上，愛的出現，最終和最原初來說，是一些隨機基因突變所產生的，它因為有助生存，所以通得過天擇，人類中的男人和女人，就像雄性和雌性河馬一樣，走在一起生兒育女，並共同養育子女，這是有生存價值的事。一旦我們明白這一點，其他種種的愛的表現，都可以如此解釋了。基本上，這就是他們對愛所要講的東西。 Gordon Kaufman（Harvard 哈佛大學的神學家）：神是「那在歷史裡帶動進化過程，使我們出現於這世界的力量。」 歷久常新的自然主義不斷地影響著基督教思想，亦明顯地在侵蝕著基督教思想，例如，它會引導我們以為愛就只是這樣，而不再懂得從我們與神的關係來理解愛。 乙．創意的反實在論 (Creative Anti-Realism) 基本思想：與自然主義恰好成對比，認為我們人類本身以某些深奧和重要的方式建構出這世界的結構和性質，基本上，我們才是宇宙的建築師。古代的世界（希臘的 Protagoras）：人是萬物之尺度……Immanuel Kant（康德）的 Critique of Pure Reason（《純粹理性批判》）和空間及時間的範疇，客體與性質、真理與虛假、可能與必然、存在與不存在。這觀點認為，這充滿樹木、行星、恐龍、星體的世界的基本結構，都是我們心思的富建構能力的活動所賦予的，所以，如果沒有我們的活動（如果我們所經驗的東西不能夠離我們的活動而存在……），就不會有這些被經驗的東西。Kant 那以自我為主的哥白尼式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的關鍵思想認為，這世界一切事物之基本結構，甚至是它們的存在，都全屬於我們心靈的知性活動。或者，我不應說我們的心靈，而是一個心靈，在Kant看來，究竟只有一個還是幾個超越的自我 (transcendental ego)，當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誠然，這問題不止是棘手，Kant認為數量和數字都是人類的範疇，是人類加諸於這世界的，因此當「究竟有多少個超越的自我？」這問題的答案是n時，這個n是一個數字，不論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一個數字。 在當代世界的繼承者：我們憑我們的活動創造這世界，是語言學上的，有維根斯坦主義(Wittgensteinianism) 的不同形式、存在主義、Putnam 和 Goodman 的反實在論、某些歐陸的詮釋學、Foucault、Derrida、Rorty、和許多當代的文學理論（我們只有文本(text)，卻沒有其所依附之世界）。 丙．相對主義 這世界是我們建構出來的，然而，似乎我們建構了不同的世界。Jerry Falwell、Richard Rorty、Carl Sagan、或 Richard Dawkins、這世界裡看似存在的東西，根本全都不是這樣，並沒有甚麼客觀真理、或某種我們共同的對這世界是如何的看法。相反，我有我對世界真相的版本（我建構這世界的方式），你有你的版本，還有許多其他人的版本，在某一版本內為真的在另一版本裡不一定是真的。正如 Marlowe 的 Dr. Faustus 所說：「人是萬物之尺度，我是一個人，因此，我是萬物的尺度。」沒有真理這回事，只有相對於我的真理，相對於你的真理（從前以為這只是大學二年班學生的混亂思想，誰知原來……）Rorty說：這是「我的朋輩會容許我藉此說掉話題的」相對主義。這樣，反實在論孕育了相對主義。當代相對主義最流行的形式存在於進入大學讀書的學生之中。 反對持守立場 (anti-commitment)：要「看見」這一點，就要看透一個人的智性生活所涉及的各種立場。諸如有真理這概念，那立場就是相信真的有真理，且是絕對地相信，不是相對於某些條件或情況，像某些真理的理論那般。首先Kant提出，真理只是我們自己的真理，但是我說的立場是相信真的有真理這東西，且是絕對地相信，不是相對於某些條件或情況。那通往智慧的唯一途徑似乎變成了某些學者的飄忽的立場，他們彷彿看透了持守嚴肅學術和道德立場的人背後的幼稚。（誠然，再進一步說，按照 Richard Rorty 的講法，那些認為立場是──用西敏寺信經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字眼──「人類主要目的」的人，不只是愚蠢，更是瘋癲，他們不應該在新自由社會裡有充份的投票權，甚至應該被鎖在 Gulag （前蘇聯古拉格群島的勞改營），等候他們從癲癇中康復。 那麼，我們有三個主要的觀點，它們之間有很大分別，且是強烈地對立的：基督教有神論、歷久常新的自然主義、創意反實在論及其所衍生的相對主義和反立場論。 在當代所謂的基督教神學裡，我們亦能找到歷久常新的自然主義和創意反實在論（及其所衍生的相對主義和反立場論）。 神學家 Don Cupitt 說：「這一切的結果是，我們現今發現神聖和人類的創意可被視為合併在一起。對世界的創造，無時無刻都正在發生，在我們裡面，並透過我們而成，因為語言由我們裡面而生，傾倒出來，改革著我們對這世界的經驗。世界真相……只是語言的效果而已……」這就是他所稱為「未來的宗教哲學」和「敬虔主義和基要主義的真實的另類出路」。 這是新思想，很時髦，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卻荒唐得很，這只是勉強地推開西敏寺信經或使徒信經，以最新穎的方式做一個無神論者而已。 這些思考進路不僅是基督教的另類選擇，而是強烈地與基督教有衝突。 丁．科學與學術可以是中立的嗎？ 學術的世界緊緊地跟這些不同觀點的爭論連在一起。 一些例子： (1) (2) Roland Barthes：一旦我們把作者放在一旁，要為一個測試解碼就變得徒然，因為若要測試，我們要有一位作者來替文本設立界限，提供一個最終的所指 (signified) ，為寫作關門……正在這意義下，一切著作 (literature) （由現在起稱之為寫作 (writing) 會比較適合）拒絕將一個神秘和最終的意思加諸文本上（或加諸這作為文本的世界），並解放了一個我們可稱之為反神學活動的東西，這活動是真正的革命，因為拒絕固定意思最終就拒絕神和祂的原理──理性、科學、法律。 (3) 很多人 (Simpson, Gould, Speith, Ayala) 聲稱進化論是絕對可信的，就像地球環繞太陽運行那樣，是鐵一般的事實。Richard Dawkins（在紐約時報 New York Times 的書評裡）說道：「如果你遇到一個不相信進化論的人，那人一定是極其無知、愚蠢、或瘋顛的（也是邪惡的，不過我不敢想這點），這樣說絕對安全不會錯。」Dan Dennett（Darwin's Dangerous Idea 的作者）說：如果你對進化論有懷疑，你便是無知得不可接受。 從自然主義的觀點說，進化論是唯一的選擇。「這一切怎樣發生？為甚麼這些生命形式會在這地球出現？這麼大量的生命是從哪裡來的呢？所有生命看似擁有的設計，可以怎樣解釋（Hume 的「手段巧妙地切合目的」）」這一連串的問題，自然主義者只有用進化論來解釋。因此，進化論相對於自然主義和各項證據的或然率，遠遠地超過進化論相對於有神論和各項證據的或然率。Richard Dawkins 說： 「大自然這『鐘錶』的唯一製造者是物理裡的盲目力量，只是它以一種特別的方式運作，所以我們未必能從表面看出來。一位真實的鐘錶匠會想像未來──他設計他的齒輪和彈簧，安排它們互相緊扣，他心靈的眼睛所看見的是未來，是那鐘錶的目的。自然選擇卻是 Darwin （達爾文）所發現的那個盲目、無意識的自動過程，即是我們現在知道是所有生命形式的存在和它們看似擁有的目的，這過程並沒有心靈的眼睛。它對未來沒有計劃，沒有遠象、不關心將來如何、甚至根本沒有視覺。如果這過程可以扮演大自然的鐘錶匠，它就會是一個盲目的鐘錶匠。」 進化論是無神論者用來避免那令他們最尷尬的短處的可行方法。 (4) Douglas Futuyma 在 Evolutionary Biology, p3 (2nd edition 1986) 如此說： Darwin 將盲目不關心後果的天然選擇配合了無目的及沒有方向的變化，使神學或信仰裡對生命過程的解釋變得多餘。再加上 Marx 的歷史和社會唯物主義，及 Freud 那個把人類行為看作是我們幾乎不能自主的過程的講法，Darwin 的進化論就成為了很多科學的機械世界觀和物質主義的主要綱領，簡言之，進化論已成為了大部份西方思想的發展平台。 George Gaylord Simpson 的 The Meaning of Evolution, pp.344-45 (rev. ed. 1967) 如此說： 雖然我們仍有很多細節要處理，但是我們卻已經可確實地說，所有生命歷史的客觀現象都能完全用自然主義來解釋，又或者說，全都可以用物質主義式因素來解釋（這講法有時會被誤用，但是其恰當意思是適切的）。它們都可以容易地被群體裡的繁殖差別（現代版本的天然選擇的主要因素），及主要是盲目的已知的遺傳過程的互動所解釋……人只是漫無目的和自然的過程的產品，這過程沒有想過要製造出人類。 (5) Simon 問，為甚麼 Mother Teresa （德蘭修女）、蘇格蘭宣教士 Eric Liddel、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宣教士、十九世紀的循道會宣教士等人，會做出他們做的那些事？為甚麼他們奉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將幸福帶給別人？當然，表現出這衝動的人不單是聖人，我們大部份人在某程度上都會如此，我們大都會送金錢給一些我們未曾認識的人，讓他們得溫飽，我們會支持海外的宣教士，有時我們會嘗試幫助孤兒寡婦，甚至到一個地步，長期和慷慨地支持他們的生計。 我們可怎樣解釋這類行為呢？Simon 說：去增加一個人自己的適應力，或嘗試這樣做，是一個理性的行為，因為這行為能提高一個人的基因廣泛散播至以後世代的或然率，所以這類行為能夠在進化論的競賽裡勝出。（「適者生存的意思根本就是預料中的後代的數目」（頁1665）。） （這樣理解下的理性行為，從1991年12月21日South Bend 城的 Tribune (dateline Alexandria (Va)) 裡的一則報導裡可以一班：一位檢控官在星期五說：「一位不育專家 Cecil B. Jacobson 被控將自己的精子放入他的不育的病人體內，現在，他可能是75個小孩子的父親。」） 然而， Mother Teresa 和 Thomas Aquinas （阿奎那） 與 Jacobson 不同，他們會樂意忘記他們的基因在短期或長期裡的後果。這古怪的行為可怎樣解釋？ Simon 說，答案是兩個機制，「溫馴聽話」和「有限的理性」： 「溫馴的人傾向學習和相信他們以為社會期望他們學習和相信的東西。因此，雖然這特性有助他們適應環境而生存，他們所學習到的卻不能完全被進化過程排除（頁1666）。基於人有限的理性，溫馴的人常常分不清哪些行為是社會所規定的有助適應及生存的行為，哪些是利他的行為〔利他行為是社會規定為無助適應及生存的行為── Plantinga 按〕。事實上，溫馴會令我們不再那麼傾向獨立地評估每一個行為可否有助適應環境而生存……基於有限的理性，溫馴的人只能藉著那些會減低適應和生存的學習利他行為（減低幅度為c），才能學習到那些對他們有利的行為（增加幅度為d）……」（頁1667） 他的意思就是說，那些 Mother Teresa 或 Billy Graham （葛培里）或 Thomas Aquinas 的理性是「有限的」，他們無能力去辦別社會規定的有助適應和生存的行為和（社會規定的無助適應和生存的）利他行為。結果，很可惜地，他們必須承受著利他行為帶來的負面影響c，才能得到那些有利他們適應和生存的正面影響d；他們不懂得獨立地評估這些行為對他們的基因的可能後果。如果他們真的獨立地評估過（且有足夠理性避免愚蠢的錯誤），他們大概會看得出這種行為並無助他們的適應和生存，會視它們為洪水猛獸，然後好好籌算有甚麼行為能幫助他們增加後代。 這根本不是一個講得通的解釋。Mother Teresa 以她有限的人類智慧反省基督贖罪的犧牲行為那榮耀美麗。誠然，一個人還可以做甚麼比這個更理性的行為？這豈不是更合乎理性和我們的終極命運及終極美善？ (6) 「星系、恆星、行星、及這宇宙的基本特性，基本上是由少許微物理常數和引力效應所決定的……我們的宇宙的某些方面（可說是生命形式進化的先決條件）巧妙地倚賴著那些物理常數的「偶然配撘」（"The Anthropic Principl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 Nature, 1979, p. 605)。引力、弱核力、及強核力。 暴脹宇宙論所設想的情景：「漠不關心原則」：一個良好的物理理論不會容許這些宇宙性的偶然配合（或因此看似存在的巧妙設計）。 (7) (8) (9) (10) 我們需要基督教學術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基督徒群體若要保持靈性和智性的完整性（及整合性），他們須察覺這些問題。 另一個需要基督教學術研究的原因： 耶穌說，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主你的神 何謂盡你的心意（mind）去愛主你的神？
有關 Alvin Plantinga 對基督教學術之需要及性質的思想，及他所謂的「兩個（或更多）不同的聖經研究」，請參他的著作 The Twin Pillars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Grand Rapids, Michigan, Calvin College and Seminary, 1990)及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將出版）（編按：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已經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於2000年出版，中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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