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R

作者： Dr. Gregory Ganssle

Ganssle 博士於 Syracuse University 獲得哲學系哲學博士銜頭，並曾在 Syracuse 教授哲學。 Ganssle 現於 Rivendell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Thought and Learning 教學，並且是 Yale University 的兼職導師。

他亦是學園傳道會的教職員，在當中參與超過 20 年。他曾於 St. Augustine ， free will 及 God's relation to time 等課題上發表學術論文。

譯者：葉明煒

近年來在主流學術界裡幾個範疇，有基督教學術的大爆發出現。一些學者，如 Alvin Plantinga 、 George Marsden 及 William Alston ，在建構這個大炸彈及點起火頭上都下了很多功夫。他們的研究、出版及教學、博士學位監督工作，證明了同時完全擁抱基督教信仰與徹底投入學術活動是可能的 [1]。有些時候，他們也會轉而探究基督教學術的本質。

Plantinga 教授在其著名演說中指出我們若認自己是基督徒，就當以基督徒的樣式做事 [2]。即是說，我們在我們的學術奮鬥中 —— 不論是塑造我們要處理的課題，在選擇合適方法論上及在決定得出一個怎樣的結論時 —— 都應該選出我們知道能體現基督徒精神的一種。 Marsden 教授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中說明，學術界應歡迎基督徒勇敢地以基督徒的角度做學問 [3]。

這些說法顯示基督徒如何在兩個群體之間的裂縫上跨立。我們一腳踏入教會，一腳踏入學術界。這種姿態對那些這樣跨立的人來說通常不很舒服，兩個群體裡的人都不一定會體諒他們的。全心投入其中一個群體的人都不時會疑惑，一個人是否能棲身於兩者而不必作出任何妥協。教會裡有些人相信投身於學術的人終不免否定信仰，至少也會修正其信仰。學術界裡也有聽聞，對基督教的關懷會令人不能做到學術追求裡必須的純粹開放的態度。肯定的是，這些疑惑在現時已不如三十年前或甚至十五年前普遍，但在那兩個群體裡仍有人表達這樣的思想。

雖然基督教學術這概念在今時今日較容易獲得接受，但我想教會與學術界這兩個群體在基本定位及世界觀方面，相比晚近的講法，兩者的共通之處是較少的。在這兩個群體裡的跨立實在是要伸展的。

我想探究一下兩個群體的本質，以及各自在基督徒學者的工作裡如何運作。我特別有興趣探究兩個群體在我們信念形成這方面有何關係（編按：信念， belief ，在 Alston 的用意是包括與基督教信仰有關或無關的信念，信念之形成有多種方式，或稱實踐， practice ，包括五官感知、一些思考的活動、主日講道、閱讀聖經等。）。我相信將這兩個群體當作信念形成 ( doxastic ) 的群體，會為我們帶來寶貴的洞見。為要顯出這些洞見，我會先簡要地在那個有時令人大惑不解的知識論領域裡繞行一下。

哲學家 William Alston 近來在捍衞他所說的「往知識論的信念實踐進路」。我們可藉思考一些支持我們感官感知可靠性的論證來明白他的方案。 Alston 指出，任何我們可能用來支持感官感知可靠性的論證，都會用上只能以感官知感來證立 ( justified ，在本文或譯作「證成」 )) 的前提。 [4]這就有一個循環，雖然不直接是邏輯所講的那一種。 Alston 稱之為知識論循環 ( epistemic circle ) 。在這些論證中，至少有一個前提是以感官感知來證立的。如果感官感知原來是可靠的話，前提便成立，這論證也是成功的。假若感官知覺是可靠的，那我們便能證明它是可靠的，我們可能做到的，就是這麼多。 Alston 以感官感知為範例，來說明所有信念形成的實踐 ( belief-forming practices ) 。他指出記憶、內省 ( introspection ) 、邏輯推理都受知識論循環感染。若我們所有支持這些基本信念形成實踐的可靠性的論證，均有知識論循環，我們可怎樣說呢？ Alston 寫道：

「假若如何嘗試提供直接論證支持這個那個信念實踐可靠性，我們都不免會落入知識論循環，就應該得出以下結論：無論是心理上或社會上，我們也無法求助於我們認為牢牢堅立的實踐之外。我們探究任何問題時，不能不會形成及評估信念；這適用於有關信念實踐的問題，如同適用於任何問題。我們發現我們牢牢地堅持我們的信念實踐方式，這些是我們要付上很大代價才能放棄或取替的實踐──如果這是有可能的話。那麼，還有甚麼其他實踐嗎？[5]」

與其選擇懷疑論或以其他方式投降， Alston 認為繼續進行信念實踐仍是合理的。因為它們已經在社會裡有好的地位和建樹，在心理上也很難避免。因此對五官感知、記憶、內省及理性推論的官能，我們應繼續視為大體可靠的。

Alston 對這些基本實踐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方法來讓我們看看我們身為基督徒及學者如何形成信念。我們不只像其他人一樣投入五官感知，內省等等的最基本信念實踐，也投入本質上能形成信念的更複雜活動。身為基督徒，我參與的那一類活動會形成信念並在我裡面持續。這類活動包括教會禮儀、崇拜、聽道、讀經。我也參與啟應讀出詩篇、聖禮、默想、禱告及討論。我每天的宗教經歷，即 Alston 所指的「基督徒密契感知」 ( Christian Mystical Perception ) ，也包括在內。這些活動大部份都不是獨自進行的，而是在基督徒群體裡進行的。

這一類活動可帶領我形成信念。舉個例，聽牧者講論及親自研讀、討論路加福音 15 章浪子回頭的比喻時，我就會形成一些信念，是關於一個人如何順服及可敬但仍會失迷。此外，一些基督徒群體的活動有助我持守以前形成的信念。許多年前，我開始認為我有責任尊敬那些基督教宣教士、殉道者及思想家，他們在我以先忠誠地維護並宣講福音。參與禮儀，尤其是朗讀尼西亞信條，深化我對教會歷史持續方面的意識，也加強我對這信仰的承擔。這樣，我們就可以見到我們參與教會群體的活動，在本質上是如何會令人形成信念。

身為哲學家，我參與另一類形成信念的活動。這類活動包括在不同方面分析論證，為結論爭議，提出富爭議問題的其他解答，認清並評估特定主張會帶來的後果，揭示可被質疑的假設，以及否定預計中的 ( 或已明言的 ) 異議。我在另外一些哲學家的群體裡學會及進行這些活動。可以肯定這些說，當中有好些的重疊。我在我研究裡參與的活動，有些跟我在教會群體裡參與的相同。

我以基督徒及哲學家身份參與的實踐，許多都是我們可叫作「高級」的實踐。要參與當中任何一樣，我會用上那些「基本」實踐，即五官感知，記憶及推理[6] 。高級信念實踐會受循環問題困擾，至少它們是取決於顯出這種循環的基本實踐範圍之內。誠然，也許也有高級的知識循環。例如，我們常覺得那些指出耶穌是上帝化身的論證是受著循環問題困擾的，那即是說，它們依賴新約作神聖的啟示之源。

有些高級實踐是以群體為本的，其他可能不是。我的意思是，有強烈的群體為本的界線，這些界線勾劃出到底哪些信念或結論屬於這群體的立場之內，哪些則不屬於。基督徒群體的及學術群體的實踐都是在這意義上以群體為本的。

群體為本的界線限定了我們能走得多遠但卻不會超越群體的宗旨。可不可能偏離至把整個人完全由這群體抽離？畢竟教會歷史紀錄了形形式式異端邪說的重大事件，我也思疑學術界同樣有異端邪說。那個由什麼構成其特有的立場的內容與何謂偏離得太遠的決定，似乎只是隨群體的意思而作的。教會與學術界都各為自己下定義。信條的作用是為正統勾劃出界限。如果我持守非限定的信念，那我就不再是基督徒了。

學術界裡有談及方法的正統及信念的正統。正統方法論決定什麼為真正的學術，什麼為假冒。這個特點在科學裡尤其普遍。現今有許多人已指出人們怎樣從事科學研究，跟宣傳上所講的大有分別。但學術群體已定義哪些方法或進路是可接受與否。但我們要留意，不論教會或學術界，他們對於在哪裡及如何劃定準確的界限是眾說紛紜的。也會有些界限可能隨時日過去而有變動。現在的情況是，科學不必像以前那樣信奉決定論（ determinism ）。曾經有認為將心理學注入實用神學是過於人性化，現在則獲得熱烈歡迎。

倘若是由群體去決定什麼屬於其立場範圍內的信念及行為，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我們如何選出形成信仰的群體。我們可以再次由 Alston 基本信念實踐的解釋，來找一點處理這課題的亮光。 Alston 提到界定或選出基本實踐有點是 ( 但不完全是 ) 隨意的。我們如何組合活動來形成實踐，某程度上決定於我們想把它們組合一起的原因。

某種切割餡餅的方法在某種目的來說是最好的，但其他目的卻可會要別的切法。現在我假設任何似是有理的挑選模式，只有在輸入及功能上有顯著的相似之處，才會將一些方法歸類為一種實踐。但即使如此，這假設仍為我們留有很大的自由空間。[7]

他建議的方法會依輸入及輸出的類型來選出形成信念的實踐。感官知覺可當作一個實踐，因為感官知覺會輸入同類的東西 ( 感官經歷 ) 及輸出同類的東西 ( 感官信念 ) 。我們想的話，可以將感官知覺劃分為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及觸覺，因為這一切各有不同的輸入及輸出。我認為高級實踐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加以區別。因此，信念上的群體實踐可以根據活動的種類選出，或由獲取、實踐及調控這些信念的那群體選出。

就教會及學術界的情況來，這些群體的實踐並不是沒有共通的地方。說實在，所有高級實踐都建基於共同的基本實踐。另外，許多高級實踐都由不同的群體共同擁有。我聽道時分析其內容，跟我在讀期刊文章時分析內容一樣多。然而，至少在兩個方面，教會和學術界有非常大的分別。首先，雖然有些相同之處，但它們各接受不同的輸入和輸出。此外，在界限的制定及保持方面它們也有分別。教會方面，聖經、傳統及信條的權威、並推論的過程，都可以是作為輸入的合理訴求。學術方面，也許暗地裡也有其對權威的訴求，只是那權威是對學術群體或對恰當方法論。就輸出而言，教會預料得到超自然的解釋，但在學術群體，即使接受這類解釋，也是接受得很勉強的。 [8]

我們一直以參與兩個信念群體的角度來探討基督徒學者。這種對基督徒學者的探討其中一個好處，是能幫助解答部份關於基督徒學者工作的說法。我希望在此特別表明三個課題。

有個關於學術的價值的問題可以提出來。每個學科都強調自己是重要的。有些藉著把其他學科歸併入自己來達到這目的。我過去想過所有生物學可簡化為化學，而所有化學則可簡化為物理學。另一個建立學科或研究計劃價值的簡化策略 ( reductionistic strategy ) 則是顯出它跟某些實際事務的關係。由此看來，舉例說，如果有植物荷爾蒙的研究能夠帶來醫學應用的副結果，這個研究便是有價值的。

基督徒也時常用簡化這方法來建立學術的重要性。如果能發揚基督教群體的關注，特別是能說服別人基督教是真實的，那種學術便有價值。現在，學術的其中一個價值是能宣揚基督教信仰的真實，但其實還有更多。基督徒學者以非簡化的方法來建立其成果的重要性，是可以有根據的，那就是我們身為基督徒所知的上帝及世界並人類的發展，會令學術成為非常有價值的事業。因為上帝創造了天地及人類，所以成為了投放年年月月來了解植物荷爾蒙的價值的根據，不管這研究有沒有可能的醫學應用。是教會的信念群體產生並保持的信念，建立學術計劃背後的高等價值。

一個群體正確地應用其活動而形成的信念，若不能融入另一個群體接受的那一套，有什麼會發生？這是基督徒學者普遍遇到的困境。 Plantinga 在他的講座裡以極大的洞識力來處理這問題。 [9] 他警告我們不要容許自然論及反唯實論的假設套上在我們自然現實 ( reality ) 及超自然現實的立場。提醒我們因身為基督徒所知的事物，這知識跟我們藉著身為哲學家的活動所學的任何事物一樣可信。我們知道上帝是真實的，祂也創造了真實的世界。我們不必先證明基督教是真實的或合理的，才把這知識帶進去我們的學術。

一個信念群體的進路會幫助我們定義基督徒學者的使命。除了那些跟我的研究內容相關的信念，也有另一種信念是在我參與教會群體時形成的。這些信念同樣應該深刻地塑造我的學術。上帝有救贖世界的使命，祂也徵集了祂的子民進入這使命。身為基督徒，我們蒙召去活出上帝對全世界的救贖使命。這包括了我們宣講福音的角色，但我們的救贖參與也牽涉到我們與一切受造物的與墮落物的關係。換句話說，我最深切優先考慮的事是天國優先考慮的事，而天國優先考慮的事便是救贖。我不能僅僅因忠實地履行我學術機會的追求而滿足。我務必令上帝的目標成為我的目標，而上帝的目標是要帶出轉化的果效的。

以完全的基督教角度來看我的使命，我發覺我關心的事物範圍大大地擴闊了。我得對付我在其他方面可能有錯過的問題。例如我要細想 Charles Malik 提出的挑戰。在 1981 年論及基督教與大學的 Pascal Lectures 裡，他問道：「耶穌基督如何看大學？」 [10] 重尋「耶穌基督如何看大學」的議題，好像跟如何做個基督徒哲學家的問題頗為抽離。這並不只跟個別基督徒哲學家及其工作有關，也跟大學這制度本身的建立及我們對大學抱的使命有關。但若我對我使命的理解，其背後的信念是在基督徒群體裡形成及持續的，這些信念便會包括更廣濶的救贖範圍。如何做個基督徒哲學家，或如何做任何一類基督徒學者，一定要包括如何以救贖的角度看大學的制度。

基督徒學者的使命是基於上帝國度的優先考慮而形成的。這使命是救贖性的，而且要帶來轉化的，目標是讓同事及學生的生命有深刻的改變，而且是藉著我們帶領他們去接觸活潑有生命力的福音。這使命的目標也是要讓大學裡的學科有所改變。基督徒學者一直努力並祈禱的，是為了令在哲學、史學、社會學及自然科學的前設及研究計劃會反映出上帝及上帝國度的真理。基督徒學者的使命也是要帶來制度的更新。我們渴望大學本身也有轉變，致令大學的精神特質，政策及帶來的影響會反映出從耶穌基督裡找到的真道。

基督徒學者的兩個群體 The Two Communities of the Christian Scholar

基督徒學者的兩個群體
The Two Communities of the Christian Schol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