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CR

作者：张国栋(Daniel CHEU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http://go.to/daniel_cheung
kcheung@indiana.edu

《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译者之一

「我们有理由相信基督教吗？它是合理的吗？若我们没有足够证据去相信上帝存在，就算真的有上帝，我们也不应该相信祂！」也许这才是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是非理性的原因（罗素Bertrand Russell便有类似的讲法），这言论有别于那些直接指上帝不存在的反对论点，因它根本不关心究竟有没有上帝，只是针对我们缺乏证据支持这信念；又因为我们从历代宗教哲学讨论里知道世上没有一个可绝对地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按西方传统知识论里「信念加上理据(justification)才算为知识」的公式 [1]，基督徒也就不能声称拥有一些关于上帝或他们信仰的「知识」，他们所拥有的只是「信念」，并且是缺乏足够理据的信念，完全称不上是知道一些有关上帝或信仰的事。如此，若一基督徒的信念没有经过严谨理性的批判，若他没有研究过许多正反论证，他的信仰便是非理性的，又因历代那些大有学问的基督徒也不能提出一个可绝对地证明上帝存在的论证，大概任何基督徒都不能声称「知道」一些有关上帝或救恩的事。这是一个知识论的挑战。

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Alvin Plantinga提出了一个睿智的响应，他的基本论点有三 [2]：一、任何一个信念若享有正面知识地位，持有这信念的人即使没有证据支持这信念，他仍可合乎理性地和初步地接受这信念；二、与上帝有关的信念是由一种感应上帝的官能所产生的，这尤如阿奎那(Aquinas)及加尔文(Calvin)所提出过的「上帝感应」(sensus divinitatus)──人在某程度上能感受到与上帝有关的事，这产生机制能确保该信念的知识地位；三、如果基督教是真的，人便真的有这种感应上帝的官能，基督教信念就很有可能享有正面知识地位；如果基督教是假的〔例如没有上帝〕，基督教信念就不能享有知识地位。在下文，我会尝试简单地逐点阐述。

有关第一点，我们要问，是否任何信念都需要经过我们审视其证据方可合乎理性地被接受？且看看以下两个例子。当你看见面前有一本书，你自然会相信面前的确有一本书；你大概并不需要向自己或向别人提供足够证据来说服自己这信念是合乎事实的（即真信念）。当你知道a大于b和b大于c，你自然会相信a大于c，你相信这是真的（正确的），然而你却不认为你需要提供足够证据证明a大于c。为甚么在这些情况下，你不会要求自己足够地审查过有关证据才相信面前有一本书或a大于c呢？我们又可否以类似方式合理地接受宗教信念？究竟信念如何才获得知识地位？有甚么东西保证它们的真实性(truth)？Plantinga首先就这问题建构一个普遍的信念与知识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信念之所以初步地可被接受，是因为它们系由一些恰当地起作用的认知官能（如视觉）所产生，该官能之运作所属的设计又会可靠地在恰当的认知环境里产生真信念（如眼睛的设计令我们可在白天的环境产生可靠的视觉信念）。

这主张的其中一个相关涵义是，初步的知识产生不一定全都要经过比较证据的理性思辩。谈论宗教信念的知识论者常常用正反证据的思路去讨论宗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但却忽略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信念都不需要藉证据式思路获得知识地位，他们大都关注理由和证据，却少去理会信念的产生及其之所以成为知识的关系。

然而，即使Plantinga所提出的信念与知识的关系是正确的，这仍未必有助我们讨论宗教信念的合理性。以上所讲的只是纯哲学知识论的研究，泛论一切人类的信念。至于宗教信念，如果人没有任何类似认知官能的东西令他们在他们处身的环境里产生宗教信念，即或有，如果该官能却不是用来可靠地产生合乎事实的信念，即或是用来产生这些真信念，如果该官能已不能确当地起作用，宗教信念仍不会享有知识地位，其真实性亦不会享有保证。由此可见，Plantinga的知识论可与宗教信念之合理性的讨论分开处理。

不过，如果这世界有上帝存在，像基督教所形容的，祂愿意祂所创造的人有机会和有能力去认识祂，就像罗马书第一章所言，可或多或少地直接知道上帝的存在或感知有关祂的作为，人就会有所谓「上帝感应」(sensus divinitatus)的官能或信念产生机制，这东西令人自然地产生有关上帝的信念，又如果人类堕落后这「官能」仍能起部份作用，那么人类对上帝的信念就很有可能享有正面的知识地位。这样，宗教信念就是其中一类并不须要经过证据式思考也可以合乎理性地初步接受的信念。

两个条件句的后项是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前项是有没有上帝的形而上问题。这是Plantinga的宗教知识论的第三个要点，是一个既关键又巧妙的要点。

第三点响应了文章开首那指基督教为非理性的控诉。这两条件句若是真的（正确的），批评基督教的人就不可能说：「我不管有没有上帝，我就是不会相信，因为即使祂存在，祂也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让我去相信祂。」可见基督教信念的知识论问题（没有足够证据，不合理……）不能独立于它的形而上问题（有没有上帝）。反对者若要避免自己犯循环论证，要先证明基督教是假的，或直接地证明没有上帝，这样便是由纯知识论讨论转为上帝是否存在的形而上学讨论；并且，由于上帝存在与否是很难证明或否证的，反对者不能再轻松地说一句「没有足够证据，我不能相信基督教」便将信仰问题消解掉。

这理论看似简单，但其思想却有微妙的意义和影响，亦需要澄清。首先，Plantinga的理论并没有拒绝人用证据和论证来支持上帝存在，他只是说，由于宗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并不是由证据或论证而来，那么，即使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或论证，人仍可以合理地和初步地相信基督教，就如我们可以合理地和初步地接受面前有一本书，和a大于c。这样，即使是未受过教育、未曾跟哲学家辩论的信徒，也有可能合乎理性地相信上帝。

然而，我们在初步接受后，若遇上强力的证据或论证指基督教是假的（知识论术语：遇上了否决因子defeater），理性的要求仍然是放弃信仰。只不过，要证明上帝不存在并不比证明上帝存在容易，而Plantinga等英美基督徒哲学家亦在这二、三十年有力地破解了很多挑战，并指出一些支持上帝存在之论证的合理性。所以，就证据来说，我们没有理由优先接纳无神论，将证明的责任全都推在有神论者身上。

说到这里，Plantinga又留意到信徒所谓的信心的确据，不独是相信有上帝存在，还相信耶稣的救赎等等救恩要义，所以他进一步发挥他的理论，认为相信基督的人有了圣灵的内住和更新，他们便会获得另一个可靠的信念产生机制，产生更具体的有关基督教要义的信念。这圣灵导引的机制与上帝感应的机制不尽相同，这是上帝特别赐给信徒的，产生出来的信念亦较具体地于救恩或信仰里的其它核心思想。这讲法与第二点的结构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亦可为这讲法建构出一个类似第三点的版本，为更具体的基督教核心信念提供知识基础。

总结而言，讨论我们有多少证据相信基督教很可能为真是有意义的，但问题有二：首先，这做法可能证明不了很多东西，我们真的能证明耶稣曾经复活吗？我们或许有证据支持我们相信祂大概曾经复活，但说我们有足够证据说祂真的曾经复活，这难度未免太高了。另外，这与信徒的信心确据经历有出入，他们即或没有很多证据，仍能有确据地相信神。因为他们的确据不是经由长期研究各项证据而获得的，而是因着上帝感应和圣灵的内在诱发，让他们看见这些是真理，或至少有一些证据所能提供的信心以外的信心认为这是合理的。与其说Plantinga的理论反对证据式讨论，不如说他想为现实中的信徒所经历的确据找一个哲学基础，并澄清其与证据式讨论之关系。配合着他和其它基督徒哲学家的证据式研究，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对宗教知识论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另一个相关疑难是，别的宗教或甚至怪异思想也可能会说，在人类中有一种特别的官能令他们合理性地相信那些宗教或怪异思想，难道我们亦要不经证据比较而接受那些思想？然而，不是任可宗教或怪异思想的体系都会涵衍那些对该思想的信念是会享有保证的，所以它们未必符合第三点所说的那两条件句，以致免于那些知识论的挑战。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形而上的争论不能单用知识论去解决，Plantinga的理论主要是用来指出基督教信念的合理性，却不是用来有效地判别那一个宗教或思想才是真的，所以即使他的理论未能完全区分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合理性，也是可以接受的。

读者或会问，Plantinga自八十年代起，花了差不多二十年，就是为解答一个知识论却非形而上的问题，即连上帝是否存在也证明不到，有甚么价值？其实Plantinga在证据式讨论上已是贡献良多，他在六、七十年代的多部著作里已经处理了很多支持上帝存在的论证，他个人甚至倾向认为他所改良的本体论论证已经十分有说服力 [3]，另外，他对苦罪疑难的讨论甚至扭转了这二十多年来学界的研究方向，可见他不是卫道心切但却词穷理亏才出此「下策」，主张我们不一定要用证据式思考去接受基督教信念。[4]

其实今天很多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不接受基督教，或不恰当地接受基督教（例如迷信地相信），是因为他们受到罗素、弗洛依德和马克斯等人影响，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某种知识论立场，这令他们片面地看这问题，只懂问证据，却不考虑信念的知识地位。例如罗素和W. K. Clifford说没有足够证据就甚么都不应该相信，包括不应该相信上帝，弗洛依德和马克斯说产生宗教信念的机制并不是指向事实的，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误导民众关注的人民鸦片。所以，这并不是不重要的课题。

这理论尚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没有拥抱自然神学（我们可以证明、或已经证明、或应该证明上帝存在的主张），却能维护基督教信念的合理性。合理性者，即如上文所言，是指基督教信念享有的正面知识地位的来源是独立于证据之多少。由于自然神学多是源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因着上述的分别，这理论的雏形于八十年代出现时，已鲜明地以改革宗知识论自居，以突显它有别于自然神学，并不讲求证据和证明。不论是相比起那些坚持诉诸证据（而绝望失落）的启蒙理性立场、或那些干脆囫囵吞枣地托词信心与理性完全无关的逃避心态，这个有关宗教信念的合理性的观点都更为优越。

Plantinga在这二十多年间就这课题写了十数篇论文，一连三册的著作，笔者只能尽量以简洁文字介绍其核心思想，并不欲在此证明或评论这理论；又由于第一点牵涉许多关于知识论的复杂哲学问题，虽然一个完整的介绍须要包括那些专门的知识论研究，但是很抱歉，碍于篇幅和可读性，本文没有介绍那些讨论。只是笔者觉得华人信徒对这方面认识不多，所以提笔引介，藉上述三个要点让读者掌握这思想的梗概，亦盼望能激起一些思绪。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以下列出的Plantinga的一篇短文和三册著作，首两册是纯哲学知识论的探讨，第三册则是他的理论应用在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上，可独立来阅读（其中译快将出版）。

________. 2000. 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译，《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本文初稿成于2003年1月1日，《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译稿交付之日，回香港渡假之际）

基督教信念的正面知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