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多面睇系列之一
十年樹木：知識社會的萌發和知識工作者的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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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顧亞洲各主要城市的當前發展，在「後現代景況」方興未艾之際，處於競爭壓力下，普遍的輿論均認為香港人迫切需要應付的困難，是如何面對「後工業轉型」的社會事實。
在轉型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創業資本家準確知道在甚麼時候依賴甚麼產品或服務可必然賺錢。他們較肯定的共同賺錢話題只有一個：如何能獲得和利用「知識」達致點石成金之夢。

由蒸汽機到知識工業之路

誠然，歷來知識在創造財富的活動中都有相應角色，但卻從沒有像今天如此重要，甚至到一地步，世界各地政府都嚷著要變身為「知識型經濟社會」。究其原因，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未來學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或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Thurow）等人都已經把背後的發展邏輯，講得很簡單明確。

他們均認為從社會演化的角度看，昔日農業時期的經濟命脈是土地，有足夠土地便有足夠糧食供應大量體力勞動人口。勞動人口是製造物件工具、開路修橋或應付戰爭的主角。到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能源是啟動蒸汽機的關鍵。英國盛產煤，因此在工業起跑線上更有利，能率先成為工業強國。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後工業階段誕生，經濟優勢逐漸在於能否系統地投資研發工作，因此天然資源的價值地位相對下降，上升的是智力資源和資訊。換言之，較諸體力和機械力，腦力更重要。政府和企業都是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業和商業的知識和資訊來提高管治力和生產力。

對於這次我們當代的人（或說後現代人）親身經驗的巨大社會轉型，商管大師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委實在一九六八年已發出「早期警報」，以書名《斷絕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預告了幾個當時既濟未濟的轉捩點，例如預測新技術每隔幾年便會呈現一次成為主要新興產業、世界經濟體系將會重組為一個環球市場、工作需求不再在乎你已有的技能而是你學新技能的能力等。杜拉克指出當中的關鍵就是，「知識工業」之興起造成對如何開發資源和組織社會的舊生產方式之斷絕。

「知識工業」一詞本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弗立茲‧麥克勒在六二年首鑄的，用來說明當時美國的工業新趨勢是生產和分銷思想資料，而非全然投資在具體貨品經濟。杜拉克見微知著，奠基於這個貨品經濟轉為知識經濟的「斷絕」問題上，他更進一步開創了關於知識社會生力軍──「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的商管討論。

同一時間，美國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貝爾也正努力研究「系統化知識」及專業技術階級對西方社會變遷所產生的影響。一九七三年貝爾出版了其鉅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強調下一世紀，知識是社會運作的軸心原則。大體而言，後工業社會的經濟轉型將奠基於知識及其工作者的論調，從這時開始被人廣泛注意和討論。

學習，為了懂得繼續學習

然而，三十年後的今天，香港人對迎接知識社會來臨的挑戰還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和具體行動。要明瞭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可參考杜拉克在近期著作《下一個社會》（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裡所重申的論點。他力陳在不斷流動的全球化市場，高科技和尖端人才可被購買，而知識傳播和擴散的速度也愈來愈快，因此一個社會的真正競爭優勢是決定於她能否大量供應知識工作者。杜拉克的解釋是，知識工作者是唯一不能在一夜之間可大批製造的必需品。因為，人成為知識工作者的首要條件是要「受過教育」。

也許，我們對「受過教育」的反應是停留在「受過大學教育」的觀念而已。然而，杜拉克的闡釋更發人深省。他在《杜拉克看亞洲》（Drucker on Asia）一書講述他的先輩們在十六世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以印刷業起家的故事（Drucker在荷蘭文的原意正是印刷工人）。他的祖先在十二歲開始入工廠學師，到了十七歲就已經學會了一名成功印刷匠終身所需的全部工作技巧。杜拉克指出，舊經濟的工業社會對教育的假設是：學習是有限的，年輕人離開學校，畢業入社會謀生，便可停止學習。相比之下，在後工業的知識型社會，「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是指有能力且渴望不斷學習的人」。由於在新經濟時代，知識淘汰知識的速度與日俱增，所以「受教育」的關鍵應該是如何落實一種學習型人格的培養，而非計算規格化的學習時數而已。

總括一句，知識工作者的本質是能主動終身學習，並擁有運用和創造知識的能力。這點對新一代的要求，也許正是亞洲教育制度的弱點。譬如，任教美國麻省理工的經濟學家梭羅便曾經指出，面對新經濟，日本教育出現問題是因為她的高中教育只是一套超級記憶訓練課程。雖然在中學階段，日本學生的考試水準普遍較美國學生好，但到了研究院階段，一旦要求自己動手創造知識，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大多會超越日本大學的研究生。

名校，豈是只有一類？

說回香港的情況，面對後工業轉型的衝擊，我們的教育改革還是處於疾呼吶喊的階段。數月前，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在其校內畢業典禮中，就再次批評過去二十年來香港教育制度的失敗是造成今天青年人缺乏新經濟年代所要求的「技能」之原因。他指出香港的傳統教育一直忽略了對「學習ABC」──即適應力（Adaptability）、思考力（Brian Power）和創造力（Creativity）之培養的關注。

說來諷刺，我們教育失敗的另一原因，也不幸給杜拉克和梭羅的一項忠告言中。他們不約而同地提醒日本的莘莘學子和家長不應再死抱單一價值的名校等級意識──例如所有日本中學生都硬要入東京大學，擠不進便要入京都大學。指摘的理由是，假若學生的升學途徑和對「最好大學」的價值觀在新經濟社會仍舊缺乏「多元性」，那麼能大量培養學生成為真正知識工作者的目標，至終會被考試競賽這類零和遊戲拖累，實效大打折扣。
全球化知識經濟的挑戰迫在眉睫，香港的教改不應一拖再拖，政府要多投放資源，力求使青少年的升學途徑多元化、考試制度靈活化和大學定位非等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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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R鳴謝文章原作者及《時代論壇》編輯允許在網上發表本文。原文刊於《時代論壇》第七九一期，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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